为保护海洋环境，加快建立国家海洋生态环境基准体系，生态环境部于2026年4月21日印发了《海洋生物水质基准—镉》（2026年版）。这是我国发布的首个国家海洋生态环境基准，有关专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什么是海洋生态环境基准体系？建立国家海洋生态环境基准体系对于构建人海和谐的海洋生态环境具有什么意义？取得了哪些进展？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吴丰昌院士：海洋约占地球表面积的71%，是生命的摇篮、人类文明的源泉。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约1.8万千米的大陆海岸线与约1.4万千米的岛屿海岸线。推进高水平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打造海洋强国的战略支点。

海洋生态环境基准体系是以制定海洋生态环境基准为核心，涵盖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技术方法和管理应用等内容的系统性框架，旨在为实施精准化生态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构建国家海洋生态环境基准体系，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健康，保障优质生态产品有效供给，对于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海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海洋生态环境基准是海洋环境因子对生态系统和人群健康影响的理论安全阈值，可为科学评价海洋环境质量和风险、预警富营养化和生物栖息地退化等生态问题，以及维护群众海产品食用安全和滨海旅游娱乐用水安全等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从源头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完整性、守护群众健康安全。

二是提升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海洋生态环境基准可为海洋环境质量标准制修订、海洋生态环境监管执法等提供科学依据，进而提升污染防治、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等工作的精准性与有效性。

三是支撑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生态环境基准可引导海水养殖、滨海旅游、海洋渔业等海洋产业布局与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转型，实现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为人海和谐的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奠定科学基础。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基准体系建设刚刚起步。管理层面，新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七十五条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开展生态环境基准研究。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保障公众健康、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制定生态环境基准”。“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国家环境基准管理办法（试行）》，成立了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制定了生态环境基准工作方案，为建设国家海洋生态环境基准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技术层面，根据保护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的需要，海洋生态环境基准分为“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基准”和“保护人群健康基准”两大类，细化为保护海洋生物水质基准等若干子类，从基准污染物筛选技术、基准推导技术、数据标准、模型软件等4个方面规范基准推导，最终编制形成基准文件。目前，我国围绕保护海洋生物发布了1项基准推导技术指南、16项数据标准和1项基准文件，未来围绕海洋生态环境基准体系建设，还需要开展大量工作。

问：作为《海洋生物水质基准—镉》（2026年版）的主要起草专家，请您谈谈为什么选择镉作为首个国家海洋生态环境基准的研究对象？该基准的研制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

厦门大学 谭巧国教授：选择镉作为制定我国首个海洋生态环境基准，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首先，镉是海洋环境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痕量重金属，当其浓度超过一定值时，会对海洋生物及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其次，镉是我国《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的基本项目，制定符合我国海洋生物区系特征的镉的海洋生物水质基准，可为相关标准制修订提供科学依据；第三，镉具有较好的海洋生态毒理学研究基础，毒性数据比较丰富，具备基准研制条件。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王莹研究员：我认为，镉的海洋生物水质基准研制有三方面亮点值得关注。

一是深化了科学认识。本次研究较好地反映了我国海洋生物区系特征，采用的本土物种占比大于80%，能够满足保护重要海洋物种（主要指经济价值高、生态学意义突出的物种）的需要。基准推导结果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充分说明本土化基准研究对于有效支撑我国生态环境风险管理的必要性。

二是反映了最新科学进展。本次研究充分吸纳了国内外海洋生态毒理学研究成果，如毒性数据筛选评价采用国际上主流的Klimisch方法、基准推导模型采用了具有数理统计理论支持的物种敏感度分布法（以下简称“SSD法”），对于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基准体系建设的创新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三是引导未来研究方向。技术报告专门从数据来源、毒性数据校正和数据量等方面，指出了本次研究存在的不确定性，为海洋生物水质基准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问：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据统计，我国已记录到海洋生物28000多种，约占全球海洋已记录生物物种数的11%，而本次短期和长期水质基准推导，仅分别涉及78种和26种海洋生物，请问能代表我国海洋生物区系特征吗？为什么？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闫振广研究员：从数理统计的角度来讲，基准推导所用物种数量当然是越多越好，但现实中毒理学实验无法覆盖所有物种种类。按照《海洋生物水质基准推导技术指南（试行）》（HJ 1260—2022），本次基准推导使用SSD法。科学研究认为，SSD法的稳健性主要与物种数、毒性数据质量、物种所在类群及其敏感性以及数据分布是否均匀等因素有关，提高物种数量并不一定增加SSD法的稳健性。

藻类、甲壳类、硬骨鱼类、软体类、环节类和棘皮类是我国海洋生物关键类群。HJ 1260—2022在规定最少毒性数据需求时，要求海洋受试物种必须涵盖生产者、初级消费者和次级消费者3个营养级，以及相关门类中的至少5科8种，且这5科必须包含藻类、甲壳类和硬骨鱼类，这些门类基本覆盖了我国海洋生物关键类群。

本次推导使用的海洋物种，满足HJ 1260—2022最少毒性数据要求。除涵盖3个营养级外，短期和长期水质基准推导使用的物种，分别涵盖51科78种和23科26种，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海洋生物区系特征。

问：从《海洋生物水质基准技术报告—镉》（2026年版）可以看到，我国基准与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存在差异，请问主要原因是什么？这种差异对开展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有什么启示吗？

大连海事大学 丁光辉教授：我国与上述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布的镉的海洋生物水质基准确实存在明显差异。我以长期水质基准为例，说明一下导致差异的主要原因。

一是受试物种差异。美国利用急慢性比法推导长期水质基准时，允许采用淡水物种的毒性数据，而我国不允许采用淡水物种毒性数据推导海洋生物水质基准。我国和欧盟用于基准推导的海洋生物毒性数据，均涵盖微藻、甲壳类、硬骨鱼类、环节类和软体类等类群，此外我国还采用了大型藻类、棘皮类和刺胞动物的毒性数据，欧盟另外采用了线虫动物的毒性数据。

二是推导方法差异。我国、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均采用SSD法进行基准推导，但根据毒性数据分布特点，我国和欧盟选择了正态分布模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选择伯尔III型分布模型。美国没有采用SSD法进行基准推导，采用的是组织残留法或结合短期水质基准的急慢性比法推导海洋生物长期水质基准。

闽江学院 穆景利研究员：目前，已发布生态环境基准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基准推导过程中都充分考虑了本国或地区环境特征，推导方法、物种类型选择也存在明显差异，推导结果因而不尽相同。例如，我国、欧盟和美国发布的保护海洋生物的镉的长期水质基准，分别为4.2微克/升、0.2微克/升和7.9 微克/升。根据我国海洋环境和生物区系特点，制定我国的生态环境基准，对于海洋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的科学化和精准化至关重要。

问：我们注意到，保护淡水生物镉的水质基准研究考虑了水体硬度影响，短期水质基准和长期水质基准各有8个值，请问为什么？但保护海洋生物镉的短期水质基准和长期水质基准各有1个值，为什么不考虑海水水质参数的影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白英臣研究员：硬度是影响镉的淡水生物毒性的关键水质参数，对镉的毒性影响显著且规律明确，具备建立水体硬度校正模型的科学基础。在《淡水水生生物水质基准技术报告—镉》（2020年版）中，可以看到有关水体硬度校正模型的介绍，以及基于模型对不同水体硬度下的毒性数据进行校正的过程。根据我国地表水水体硬度（以CaCO3计）分布特点，基于硬度校正后的毒性数据，分别推导出一系列镉的短期和长期淡水生物水质基准。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张黎研究员：关于镉的海洋生物水质基准推导，没有进行水质参数校正，因此短期水质基准和长期水质基准各有1个值。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海水系统自身具有强大的碳酸盐缓冲体系及较高的离子强度，除咸淡水混合剧烈的河口水域外，开阔和近岸海域的海水pH和盐度（淡水用硬度来表征）等参数相对稳定，这些因素对镉的毒性效应影响程度远低于淡水系统。

其次，不同海水水质参数（盐度、温度、pH、溶解氧和溶解有机碳等）条件下，镉的海洋生物毒性数据有限。虽然研究显示盐度对毒性影响呈现物种特异性，但尚未总结出普适性规律。当前，国际上也没有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发布了海水水质参数的毒性数据校正方法。

问：作为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想请您谈一谈，“十五五”时期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基准领域还将推进哪些工作？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王菊英研究员：“十五五”时期，海洋生态环境基准领域将重点推进以下四方面工作。在海洋生物水质基准方面，制定金属/类金属海洋生物水质基准，研究高生物累积性污染物水质基准推导方法，编制海洋鱼类毒性标准测试方法。在河口—近海营养物水质基准方面，研究适用于河口—近海营养物水质基准的水体分类分区技术，制定河口—近海营养物水质基准推导方法技术指南和数据标准，在典型河口—近海连续体区域开展案例研究。在海洋沉积物质量基准方面，制定受试物种筛选方法，提出海洋沉积物基准推导受试物种名录，研发海洋底栖生物毒性测试方法。在海产品摄入水质基准方面，建立不同海产品营养等级确定方法，编制我国居民海产品摄入量参数手册。此外，在基础研究层面，重点开展新污染物和物理因素（温度、噪声等）对海洋生物的影响与基准推导方法研究，积极探索海洋生物群落基准推导方法。

问：结合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长期发展需要，请您谈一谈在我国海洋生态环境基准研究领域，还需推进哪些前瞻性、全局性的战略布局？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俞志明院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落实《纲要》有关精神和要求，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迫切需要出发，围绕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环境基准技术方法体系这一目标，要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在关键领域实现突破，以坚实科技支撑筑牢国家海洋生态安全屏障。

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方面，一是聚焦新污染物（全氟化合物、内分泌干扰物等）、物理胁迫因子（水下噪声、温升）、放射性核素等新型风险因子，开展长期海洋生态毒理效应与基准推导方法学研究；二是突破生物学基准研究领域技术瓶颈，研究海草床、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生物群落基准；三是立足我国海域自然地理与生态特征，从河口—近海连续体角度出发，研究具有区域针对性的营养物水质基准；四是揭示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藻华、低氧等）驱动机制，融合大数据与遥感技术并整合卫星观测、无人船监测等多源数据，支撑营养物基准研制。

在保护公众健康方面，加快研究建立海洋娱乐用水微生物学基准以及感官基准推导技术方法，提升亲海环境品质，满足人民群众临海亲海享海的幸福感和获得感。